母亲去世已整整十个年头了。

母亲出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，由于家境贫寒，从小在襁褓中就给人抱去做童养媳，过了几年非打即骂的生活后，因那家两个男孩相继夭折，七八岁时才被送回娘家。在家中住了不到一年，又被送到贫农成份的父亲家里。虽说爷爷奶奶慈眉善目，但因父亲在五个姐弟中排行最小，所以母亲免不了受哥哥姐姐的欺负。最难受的是常常在梦中被姐姐踹醒，咬着牙不敢吱声，流着眼泪一夜无眠。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母亲18岁时与父亲完婚。

婚后，母亲没过几年安稳日子，就遭遇了1949年、1954年的两次特大洪水。那时，我的哥哥姐姐相继出生，全家每天只吃一顿饭，靠着政府的微薄救济勉强度日，母亲总是一省再省，一家人总算熬了过来。

过了两年，奶奶得了“嗝气病”，也就是胃癌，躺在床上近两年，母亲始终在床前尽孝，直至奶奶归天。一年后，又同样侍奉爷爷西去。母亲后来对我说：你爷爷奶奶从没有打骂过我，我当然要尽力服侍，让他们舒舒服服地走。

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在生产队定量吃饭，大人每天二两八，小孩一两多，做工再略微补贴一点。为多挣一些口粮，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去做工，常常收工比别人迟而打不到饭，就饿着肚子继续干下午的体力活。为尽可能地让三个孩子多吃一点，晚上她常和父亲一道，在地里挖胡萝卜和野菜、割些还没长熟的稻子回来充饥，一直忙到后半夜。在那个几乎家家都饿死人的年代里，靠着母亲的忍饥挨饿和超负荷劳动，我们一家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

文革时期，母亲生下了我。虽然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经常吃的是酱油拌白饭，穿的是哥哥们的补丁衣裳，但母亲还常常羡慕地对我说：“你们算赶上了好时候，天天三餐白米饭，从来不晓得饿肚子的滋味。”在挣工分的年代里，别人家的孩子都到生产队放牛，或跟大人一道下地干活，而我和哥哥们却相继上了学。村里的人在农忙时都对我母亲说：“你家人口多，挣得工分又少，还不叫孩子们下地干活多挣点？”母亲总是笑着说：“俗话说，生儿不读书，好比一窝猪。还是让他们多念点书吧，省得像我这样睁眼瞎，斗大的字不识一个。”

后来，哥哥们陆续成家，侄子们相继出生，母亲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照看孙子、孙女的重任。在我最后一个生孩子时，母亲干脆搬来同住，专门照看起外孙来，尽管那时她早已过了花甲之年。

在母亲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二十来年里，邻居们总能见到母亲忙碌的身影。母亲时常对我说：“真想不到这辈子还能住在城里，还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！过去刮‘共产风’的时候，我们在田里干活时，常听到那些壮劳力在一起谈心：‘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一天，大伙能在自家的米缸里随心所欲地量米烧饭？’想起那时的日子，现在就像是到了天堂。你爷爷奶奶70多岁去世，在当时也算是长寿的了，却从没想到过还有现在这样的好年景。比起他们来，我算是享尽了福了。”母亲知足的话语让我十分汗颜，要知道当时已是不惑之年的我，吃的还是母亲亲手做的热腾腾的米饭。这几十年来，我们过多地透支了母爱，而母亲却从内心里十分满足，认为自己是在享福。

2012年春节过后，母亲安详地离开了我们。85岁的母亲见证了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倍受蹂躏的历史，也经历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艰苦创业的历程，更目睹了改革开放后祖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，她和千千万万勤劳善良的中国母亲一样，期盼国家昌盛，珍惜幸福生活。

愿母亲在天之灵一切安好！

愿天下母亲快乐安康、福寿绵长！